經濟全球化需要有成功的成長型態相配合。1970年代後，全球化繼續推展，但由於「勞動力套利」的引進，及數位科技進步的干擾，使先進國家的中產階級喪失製造業工作，導致中階所得停滯不進，工作與所得卻益發兩極化。
在美國與英國，所得、財富與機會的差異最極端。政府缺乏有力的因應政策，加上擁有強勢議價能力者漠不關心，引發弱勢者強烈憤怒，因而出現英國公投決定退出歐盟，及主張民粹主義的川普當選美國總統等結果。
美國的新成長型態與政策可能帶來許多新方向，包括拒絕多邊主義，贊成雙邊與保護主義，改變移民政策，擴大公共投資及擴張財政支出，法規鬆綁，稅改，以及在教育、職訓及健保等方面採取供給面的措施等。儘管新的政策組合目前仍撲朔迷離，有四點卻很清楚。
第一，在投資、消費支出及就業成長層面，民眾預期政府將採取更重視成長與平?的政策，已產生明顯的正面效果，但這只是暫時效應。金融市場也反映樂觀的預期，儘管目前的資產價格可能已過於樂觀。
第二，美國名目經濟成長率可能上升，這很重要，因為這會決定聯準會的因應動作，從而影響美國及其他國家的資產價格。可能性之一是公共與民間投資擴張後，將開始扭轉生產力成長減緩的趨勢，從而帶動實質經濟成長。但國會可能再度對立，使機制出現短路，又將打擊民眾期望。
第三，美國的新成長型態可能迫使大企業維持國內聲譽。川普在就職前便試圖影響企業選擇生產基地，他這套戰術已威脅到企業的品牌形象。美國企業一向偏重資本、企業及股東的利益，把勞工視為消耗品，我認為川普可能正試圖改變這種經營與投資文化。
第四，我們能依賴數位科技的持續進展。川普政府雖尚未提議如何支持勞工適應這項趨勢，但這將是必然結果。
未來幾個月，我們將了解最近的樂觀期望能否帶來繁榮，也將了解川普致力於對抗產業外移並促進成長與就業的主張，能否帶來長期的影響，及保護主義是否高張，到時才能判定川普是否真為美國弱勢勞工在經濟方面的正確選擇。（作者Michael Spence是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，現為紐約大學史騰商學院教授、Project Syndicate專欄作家╱編譯任中原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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